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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了WHO招牌的不是譚德賽，而是中國的野心 】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昨日記者會失控演出，裝可憐說自已被台灣網軍侮辱，甚至崩潰亂咬是對黑人社群的侮辱，想拖其他同胞下水，用種族歧視的罪名抹黑台灣。此番言論立刻引起世界憤怒砲轟，歐美各國網友紛紛聲援台灣，畢竟正是這位譚德賽，配合中國假消息攻擊，蓄意降低世界各國對武漢肺炎的戒心，癱瘓世界防疫準備一至兩個月，讓全世界超過150萬人感染，近9萬人死亡。
三個月前，台灣沒什麼人認識譚德賽，我們給他的唯一訊息，是透過IHR傳達武漢肺炎會人傳人的警訊。這個可以拯救數百萬人的消息，卻被譚德賽蓄意掩蓋，甚至說這是「侮辱」，譚德賽所作所為不只失職，還相當於隨機謀殺大量群眾。外交部沒有控訴他是與中國配合的殺人魔，還邀請他訪問台灣、向台灣學習防疫，真是客氣到極點了！
然而，這樣荒腔走板的中國衛生組織CHO，是怎樣走偏的呢？ 我今天要花點時間，跟各位完整地講這個故事。
1. 世界衛生交流的開始
故事要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在工業革命之後，一方面歐洲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歐洲的船隊征服世界，使得疾病傳播更加容易；另一方面科學知識與技術也突飛猛進，人類逐漸相信，理性能戰勝未知，讓我們免於疾病之苦。
因而，在1829那場殺死數十萬人，持續多年的霍亂大流行後，法國成立了「皇家醫學學院」，派遣科學家到當時歐陸另外三大強國：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進行調查與交流，成為國際醫療合作的起源。在數年研究後，法國人比較了各國採取的不同隔離政策，認為應該組織一個國際會議來制定相關規範的標準。歷經協調後，1851年終於在巴黎召開「國際衛生大會」，共有12個國家各派出一名醫師與一名外交官參加。
有趣的是，在大會上，義大利國家（教皇國、托斯坎尼、兩西西里王國）、西班牙都支持對霍亂患者採取嚴格隔離措施，但英、法、奧不贊成，幾經妥協下，各國同意起草共有137條的國際衛生公約。
1854年，英格蘭內科醫師John Snow 研究寬街霍亂爆發事件，透過分析群聚感染的地理模式，使用科學統計方法，正確推測出了「水源」是傳染病灶，在找到微生物病原體前，就能夠有效的圍堵傳染病擴散，成為流行病學的發端。
在公共衛生的進展下，國際衛生大會的形式也越來越齊備，開始針對更多的疾病制定各國一致的公衛規範，到1938年，一共舉辦了14次，參加國也增加到50個，成為西方世界交換衛生訊息的主要平台，這也是WHO的前身。
2. WHO的誕生：一位中國人與一位台灣人的故事
二次大戰後，在戰火的斷垣殘壁中，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也隨之興起，剛誕生的聯合國被賦予很高的期待，各國希望聯合國希望取代國際聯盟，更好的協調各種國際事務，維持和平，阻止戰爭的發生。
1945年4月，當德國即將投降，而日本仍在垂死掙扎時，第一次聯合國籌備會議已經在美國舊金山展開，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團中擔任醫學專家的施思明博士，在會議上和巴西、挪威代表討論下，共同提議設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在最後的宣言中，各國同意以「世界（world）」取代「國際（international）」，彰顯該組織的普世性，不只限制在特定的會員國中。
1948年，第一屆世界衛生組織召開，將防治瘧疾、結核病、性病，促進母嬰健康、營養和環境衛生列為首要目標。在WHO成立之初，大體上仍有著崇高的理想，並領導了許多重要的公衛成就，包含由美蘇等國共同合作，從1958年開始推動的「根除天花計畫」，結果成功在1980年宣布天花病毒在自然界消失，一時之間，讓世衛成了象徵國際合作與科學成就的力量。
至於發起人施思明博士，因為後來進入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服務，而與WHO的管理職位擦肩而過，但仍於1948年開始，擔任聯合國醫學總監，負責所有聯合國職員的醫療，以及執行海外任務行前的醫療衛生準備工作，前後長達20年之久。這位後來就不生活在中華民國國土的中華民國國民，最後在美國安養天年，活到90歲，於賓州享高壽過世。
1949年，中華民國政權逃難來台，並宣稱以台灣為國土的中華民國，是全中國的正統代表。當然，在這段時期裡，台灣人就以「中國代表」的名義，得到了參與WHO的機會。
其中，在WHO中擔任過最重要職位的，莫過於林宗義醫師。他是台大第一位神經精神科主任，是日治時期的典型台灣人菁英，一路從台南公學校、台北高等學校、唸到東大畢業後回台行醫，然而，就在他年紀輕輕就當上台大科主任同時，他的父親，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當時擔任台大教授的林茂生卻在228事件中被中國國民黨特務抓走殺害，連屍體都找不回來。
228後，林宗義全心投入工作，曾獲美國哈佛大學、母校東大獎學金，在美、日、英等國研究，在1955年就被WHO邀請成為心理衛生部的專家委員，並在1966年成為該部主任，決定遠赴日內瓦工作，主導了WHO的精神流行病學方向，然而，同時林教授因為228受難者的身份，又在海外接觸異議人士，支持台獨運動，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黑名單，不能返國，卻能拿聯合國護照通行無阻。中華民國的異議人士在國內被迫害，卻在WHO當大官被保護，一生流亡海外，相較今天的政治環境，真是諷刺至極。
3.爭取中國正統失敗的中華民國，以及被國際遺忘的台灣
1971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也就是PRC取代ROC成為中國唯一代表。先前十多年間，不斷嚴詞拒絕各種「雙重代表可能」（簡而言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中華民國政權，突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但我們今天嘲笑譚德賽時，不要忘記中華民國政府在50年前也是一樣的口氣。
當時，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蔣介石痛訴：「聯合國大會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退出我國參與締造的聯合國。」.....「對於此項非法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
簡言之，一切就是「毛共匪幫」動員聯合國小混混霸凌我們「七億正統中國人民真正代表」，我們絕不屈服，歷史將會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什麼，聯合國沒了中國國民黨，聯合國就會毀滅！ 這真是太威了吧！
總之，蔣介石政府把有機會平局的牌，打成輸到脫褲，結果害到台灣，從此因為掛著「假的中國」招牌，無法加入任何聯合國下的國際組織，但他的徒子徒孫一樣爽爽跑去「附匪」啦！
總之呢，在兩蔣在世時，對於聯合國各種組織，抱著「我們退出聯合國，聯合國就要毀滅啦」的心態，被趕出門後，趕快表示是我拒絕參加。到了李登輝時期，則轉向務實，開始嘗試用各種名字加入國際組織，也不再計較代表「中國十幾億人」，但如果用了中國，就違反一中原則，用了台灣，就被說搞台獨，而被中國用力打壓。
2003年，SARS爆發，台灣因被中國排擠，無法接受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而導致之後政策誤判，釀成嚴重傷亡。當時，台灣第七次申請加入WHO，雖然美日歐盟都支持，但卻被中國強硬否決，中國駐WHO代表沙祖康更怒嗆台灣採訪記者「（台灣2300萬人的防疫需要）早就給拒絕了！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誰理你們！」
在那個年代，台灣要取得國際新興流行病等資訊，幾乎都是透過美國CDC等組織的管道協助，WHO完全將台灣人民的健康需求遺忘。
2009年，當親中媚共的馬英九政權上台後，中共為了「表達善意」，默許台灣以「中華台北」為名參加WHA大會，但WHO卻在內規中把此身份表達為「中國的一省」大吃台灣豆腐，而參與會議也限制重重，無法取得所有資訊，還要時時看中國臉色。
蔡英文上台後，中國施壓WHO不繼續發給台灣觀察員邀請函，台灣改以其他身份派員混進去旁聽，並拉攏各國支持。期間曾與美日法澳英德共同參加多邊防疫會議，陳時中部長也曾堵到剛當選理事長的譚得塞，恭喜之餘表達希望參與WHA的意願。
4. WHO為何變成中國的樣子
陳時中部長遇到譚德賽時，他剛打敗英國籍對手，成為第一位非洲裔秘書長，自然風光至極。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他當選的背景，就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譚德賽念的大學本科是生物，後取得公衛博士學位，是第一位非醫師的WHO秘書長。但他過去在擔任衣索比亞衛生部長任內，三度阻止記者報導霍亂疫情，顯然和中國氣味相投。而他在擔任外交部長任內，和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密切配合，大量引進中資，讓中國在衣索比亞首都投資了機場、輕軌、工業區、到吉布地出海港的鐵路，提供了約4000億台幣的貸款，佔該國外債的一半，也讓衣索比亞面臨嚴重的還債壓力。
譚德賽的競選，受到非洲聯盟的大力支持，而中國在非洲國家中運作為時已久，支持這樣一個連國內霍亂都治理不好的人當上世衛秘書長，原因很可能是譚德賽好控制、握有把柄，易於讓中國發揮影響力。也讓中國在陳馮富珍（SARS期間防疫不力的香港衛生署長）卸任後，能夠繼續控制WHO。
陳馮富珍擔任的WHO秘書長，正是中國第一個拿下的國際組織首腦。近十年，中國大舉佈局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全球大撒幣，攏絡這些國家，獲取國際組織控制權。於是，2013年，中國拿到國際標準化組織主席和WTO副總幹事；2015年，又奪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接著曾任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專門屠殺與迫害異議人士的孟宏偉，竟然於2016年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席，但卻在2018年10月回中國時「被失蹤」，過幾天才被中國宣布逮捕，國際刑警主席一職也「被辭職」，而今年，最喜歡盜版、最沒有人權的中國又叩關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這一連串的努力，目的在於滲透國際組織後，更改遊戲規則，替中國在國際上打壓異己，或是幫中國竊取機密消息，好讓中國在世界競爭中可以透過各種作弊賤招來獲勝。
但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反應緩慢，盲信中國表示自身不具威脅的說詞，金融海嘯後孤立主義興起，都給了中國趁虛而入的機會，也讓一度充滿理想的WHO，變成了CHO。
5. 台灣的機會
在中國崛起之際，台灣看似處境艱難，中國國民黨之流，則認爲台灣完全沒有機會，只能依附中國、仰人鼻息，靠著雙膝下跪討口飯吃，看能不能混進去這些組織當「中國台北」，以中國附庸的方式存在。
然而，正是在最不利的時刻，台灣過去壯大自己的努力卻意外有了成果，讓國際暮然回首，才發現台灣在燈火闌珊處活著，活得比你們這些相信中國讓大家發大財的國家都還好。
台灣防疫之所以成功，最大原因在於「不相信中國」、「不相信WHO」，既然WHO不給我們一手資料，我們就當作你和中國聯手說謊，從自己的經驗嚴格來判斷，三個月過去了，相信WHO的國家都死傷慘重、全面停擺，只有死也不信的台灣還在上課、還在打職棒，成為世界奇蹟。
台灣退出聯合國已經七七49年，被沙祖康痛罵「誰理你們」也17年了，現在的台灣，需要國際組織援助的，基本上沒有；可以幫忙國際組織的，非常多。但直到這波疫情，台灣與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建立起非官方的聯繫管道，開始交換情報、支援物資。主流國際社會才突然發現：「哇靠，台灣這麼有用」、「被中國打壓成這樣竟然打不死」、「早聽台灣的說不定沒事」.......
國際社會，是實力的社會，不是沒有原則道義，但要證明自己，才會有人幫你。而台灣，已經拿到了那張名為「信任」的國際入場券。然而，現在並不是自滿，也不是擺出姿態，全盤否定所有國際組織的時候。
接下來，WHO與台灣的恩怨情仇並不會落幕，真正的遊戲才要開始！
#早安長文恭喜你看完了
#打不死的必使我們強大
陳建仁 Chen Chien-Jen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敏迪選讀
昨天我看到資深媒體人趙少康臉書上這樣說：
「蔡政府昨天向紐西蘭送件，台灣正式申請加入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時機的選擇明顯跟大陸有關。
其中最被關注的是，為了換取日本開綠燈，我們很可能要被迫開放核食進口，蔡政府問過台灣人的意見嗎？
而即使在蔡政府執政的此時，還是沿用國民黨時「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稱申請加入CPTPP，奇怪了，不是一天到晚搞「台灣正名」，力拚駐美代表處改名「台灣代表處」？正值日本擔任輪值主席，真有機會展現「愛台灣」的實力時，又放棄以台灣為名，過去痛批國民黨「自我矮化」的氣焰怎麼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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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些內容我真是氣到xx都要彈出來。（我說食指）
我知道你們應該都跟我一樣，
可以一眼看出這樣的言論各種邏輯不通之處。
但是偏偏昨天我的IG就收到一則私訊，
這位讀者問我：
「敏迪，台灣現在才申請加入CPTPP，是不是慢半拍啊？會不會是看到中國有動作，才會去申請？」
當我看到這則訊息時，我就知道不能坐視不管。
我必須要針對「台灣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申請加入CPTPP」做個解析。
要不然輿論真的會被帶著走，搞得明明一件喜事卻被當笑話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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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用台灣申請
首先，我們先來回應名稱問題。
你知道現在台灣唯一一個以「正式成員」身分加入的大型國際組織是哪一個嗎？
答案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那你知道台灣是用什麼身分加入的嗎？
答案是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是的，就這麼哀桑。
台灣唯一一個正式加入的國際組織，使用的還不是國名或台灣，
正是趙先生調侃執政黨的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為什麼只能用這個名字，你知我知獨眼龍也知，
就是因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原則，
不可能在單一組織內同時存在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 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在各國都不願意承認我們的ROC名稱下，
我們從1992年開始就使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繞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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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這樣做，就無法突破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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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說這個名字是我們自己願意使用的嗎？
怎麼可能。
正是因為我們成功實驗出了「WTO模式」，
知道唯有使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才能成功，
不得已只能繼續這樣運行著。
就像胖虎每天都在大雄上學的路上堵他，
大雄不得已只好改一條比較遠的路只求順利上學，
然後你現在反而笑大雄愚蠢喜歡繞遠路？
所以趙先生這番話簡直是本末倒置，
他是沒有東西可以批評了，才用名稱大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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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被中國趕鴨子上架嗎
再來是「送件時間點」的疑慮，也一併回覆這位讀者。
加入CPTPP不是你們新聞上看到「送個申請表」就可以的。
中華經濟研究院說，
加入CPTPP總共有四個程序：
Step 1：完成事前諮商、
Step 2：正式遞交申請、
Step 3：成立工作小組、
Step 4：執委會通過。
所以申請只是第二步驟，
前面必須要先和所有現有成員進行個別諮商，以爭取支持。
簡單來說就是先拜碼頭啦，拜託現有大老讓我們加入，
大老們說好，我們才可以「提出」申請。
所以難道台灣政府是「看到中國提出申請」，才在這一週趕緊填寫報名表送出的嗎？
你以為是報名多益考試嗎？
能夠提出申請，就代表前面已經積極和個別大老打過照面，完成協商程序了。
我隨手一查就看到去年12月的新聞：
【台灣加入CPTPP至今沒有進展？王美花曝真實進度】
中央社2020-12-28 11:20
「經濟部長王美花強調，都在積極與CPTPP會員國進行非正式諮商，待時機成熟就會正式遞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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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我們一直都有在進行CPTPP的申請，
只是前面協商階段道阻且長，也沒什麼新聞點，就無法大聲宣揚我們正在申請。
但沒新聞，不代表沒做事。
再次強調，外交就是鴨子划水。
我們看到的「成立台灣辦事處」、「台美經濟論壇」、「捷克議長來台」，
這些通通是無數個外交官在外拚搏好幾月好幾年的成果，
背後需要付出的時間和努力比我們看到的新聞畫面多太多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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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什麼台灣會在中國宣布後發出申請呢？
這也是有外交手腕的考量。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台灣問題專家宋文笛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
「台灣知道自己處境艱難，所以很多時候會盡量以體貼其他合作夥伴的角度出發來選擇時間。減少讓他們被迫表態的情況。
歐洲最近剛剛提出他們的印太戰略，要加強和台灣的關係。澳洲最近也在聯邦議會有一系列的聽證會，討論台灣是否應該加入CPTPP成為新成員。
當然，這個禮拜還有聯合國大會，在這個重要的會議期間提出來，外在的大條件成熟了，在此期間提出也有提高議題能見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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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挑選一個大家都對我們比較友好的時間點提出申請，才是聰明之道。
結果這個時間點反而被反對黨說是「被中國趕鴨子上架」，
這就是明顯的顛倒黑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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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用毒食物換門票嗎
最後一點，就是反核食議題。
趙先生原文這樣寫道：
「反核食公投在2018年過關，當時對日本核食進口投下反對票的人數高達779萬，雖然公投的2年效期過了，但是不代表民意隨之轉變。」
第一點，公投效期過了就是過了，
如果效期過了政府還不能因應國際格局有所對策，
那我們設定這個兩年效期要幹嘛？
要不要說以前的人認為裹小腳很美，雖然現在不在清朝了，但不代
表民意隨之轉變？
第二點，當初的反核食通投題目就是錯的。
對，我很少用這麼絕對的詞，
但這次我要說要是要說，反核食公投題目就是在混淆大眾。
當時的題目其實是定義「核災附近地區」的食物不要進來，
而不是「食物內的銫含量高於某一標準」的食物不要進來。
也就是說，我們是擋下那地區的「所有食物」，管你食物裡有沒有毒，通通不要進來。
這根本是不論是非對錯的一個做法，
難道你去日本旅行，你會每一頓飯都問餐廳有沒有用核災地區的食物嗎？
所以當出這個題目被提案者塑造成「我們不要吃有毒的食物」，
完全就是在操弄，就是在誤導。
而且我跟你說，不只是題目讓民眾混亂，就連「公投」這件事也是。
我的朋友曾經在2018年九合一公投時跟我大抱怨：
「到底為什麼有這麼多公投題目，然後每個題目的句子都拐彎抹角的，這個政府是不是在整人民？」
對，你聽了覺得荒唐，
但就是有人以為所有公投題目都是政府提出來的，
而且我相信這樣的人不少。
所以你覺得三年前的反核食公投真的有展現出民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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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認真看待你的民主投票權
「敏迪選讀」會開始，正是因為2018年那場「反核食公投」。
老實說，當時我也不太懂。
所以在公投之後，我開始用每天1500字，寫我覺得重要、會影響台灣的國際新聞。
一方面讓自己搞懂這些事，
二方面把新聞用的有趣點，讓身邊朋友對國際新聞感興趣，跟著我一起讀。
我希望身邊的親友在投下每一張票、做每個決策、傳遞每一段話之前，
都充分理解自己正在做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又會怎麼影響台灣。
所以這次台灣申請加入CPTPP，
如果你還看到一些唱衰、笑話的言論，
請你務必告訴他們，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一起把正確資訊傳遞出去，
這才是對台灣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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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放於敏迪選讀官網
https://www.mindiworldnews.com/2021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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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德賽先生與世界轉型正義】
小編的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隨筆✍️
台灣人對於 #德 (Democracy民主) #賽 (Science科學) 先生一定不陌生，尤其在這波 #武漢肺炎 疫情蔓延的此刻，我們更能體會 #民主、透明、人本的行政，以及 #科學、學術自由的重要性。
但今天我們享受的 #民主自由 跟 #說真話 的權利，並非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許多人民勇敢反抗威權獨裁體制所爭取而來的。他們所遭受殘酷不當的政治迫害，或許是生活在現在的我們難以想像的😰，但即便那段用血與淚寫下的歷史，曾被刻意抹去或扭曲，我們仍然不應該忘記，反而更應秉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還原過去...
「過去發生的錯誤，不會輕易從歷史中消失，而會成為不斷糾纏的傷痛。」
記述德國 #轉型正義 的《無能於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道出了「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的意義，也是我們台灣人面對「二二八事件」這段歷史時，應該賦予自己的使命與工作💪；因為唯有如此，社會才能逐步實現和解，台灣也才能在和平深厚的民主文化中，持續壯闊！
#釐清歷史真相
#召喚社會共感與相互理解
#台灣轉型正義之路
#我們一起走
#TransitionalJustice
#Reconciliation
覺得這個使命太沈重？很孤單❓
No no no... 身為走在國際線上的知識型小編🤓，就來跟大家分享幾個世界上比較有代表性的「轉型正義」案例吧～
#德國 🇩🇪「前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時期歷史評價與影響研究委員會」調查1949-1989年的人權侵犯事件，聽取目擊者證詞，於1994年6月完成報告18冊，作為德國政府後續補償受害者之依據，並挹注教育與文化預算，透過正規教育及生活環境形塑，讓人民記住歷史教訓，避免悲劇重演。
#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受害者委員會」調查過去30年戰爭中對人權的迫害事件真相，成立專門委員會平反賠償，促使對立衝突的雙方領袖，願意為改變現狀做出不一樣的決定，開啟相互理解的契機。
#美國 🇺🇸「戰時公民遭迫遷與拘留委員會」1980年由國會設置，調查1942-1945年間美國公民與移民被強迫遷移與拘禁的情況，並於1988年通過《公民自由法案》，要求政府認錯道歉，並須設立公共教育基金，向大眾宣傳以及提供受害者賠償，另保證未來不再採取類似行動。
#瓜地馬拉 🇬🇹「歷史澄清委員會」於1997-1999年間，調查過去36年來國內武裝衝突中侵犯人權的案件，最終報告命名為《瓜地馬拉：沉默記憶》，紀錄人權侵害的犧牲者 4萬多人，其中23,000多人遭受處決，6000多人被失蹤。當時軍事政變掌權者Rios Montt，在2012 年被法庭以種族滅絕和反人類兩罪正式指控，2013年被判處合計80年徒刑。
#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真相委員會」，資金由聯合國會員國募集和管理，調查1980年代以來22,000宗處死、凌虐與綁架案。1993年在美國發表調查報告《從瘋狂到希望：薩爾瓦多12年的戰爭》，最後有2000名證人出面提出直接證據，顯示共有逾7000人受害、8000名遭受間接波及，此外政府當局還收到近23,000件書面告發。
#阿根廷 🇦🇷「失蹤者國家委員會」，調查1976-1983年軍政府統治時期，近9000人下落不明的情況。審查8960位失蹤案與不計其數的凌虐和拘留案，確認365座凌虐和集中營。其成果報告《永不重蹈覆轍》於1984年公諸於世。時至2006年，前警察總長Miguel Etchecolatz終被判終生監禁，2008年前軍政府首領Reynaldo Bignone 被判處25年徒刑，軍政府時期的第一任總統Jorge Rafael Videla也被起訴，於2010年遭判終生監禁，2014年於獄中去世。
#蒲隆地 🇧🇮 由聯合國安理會成立「國際調查委員會」釐清1993年Ndadaye總統遇刺及相關暴力真相，「九三事件」造成超過5萬人喪生。委員會作出法律、政治和行政措施，懲治肇事者，嚴防重蹈覆轍，促進國內和解。
#南非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 於1995年成立，調查種族隔離期間人權迫害事件並作成報告，分析1960-1990 年代的解放組織等相關運動，透過舉辦一場場公開的聽證會，收集21,000份證詞，並自2003年起執行財務賠償，最終走向和解。
#斯里蘭卡 🇱🇰「非自願遷徙或失蹤者下落調查委員會」，調查自1988年開始的失蹤案件，並找出負責者。一共查出16,700件失蹤案，賠償家屬損失，超過400名國安部門成員被起訴。
Today is #PeaceMemorialDay, commemorating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in 1947.
In the midst of an epidemic, the values of #transparency, #FreedomOfSpeech, #science-based practice and humanitarian governance that are inherent to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have never been clearer. However, this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but rather authoritarian dictatorships have to be challenged by intellectuals and civic groups for change to happen. For generations who were born after this chapter of history closed, this may be hard to imagine, but it is important that it be remembered and examined.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do not easily disappear into history, but rather become a festering wound.’
The Inability to Mourn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s the German word for the struggle to work through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In a similar manner, Taiwanese people have been working to decode and examine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within Taiwanese society and build the lasting foundation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If this sounds like a Sisyphean task, don’t feel discouraged, we’ve shared some #TransitionalJustice success sto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elow:
#Germany: Two years after German reunification,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ED Dictatorship in Germany was establish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examine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ormer East German communist government. It released its 18-volume report in 1994.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Overcom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ED Dictatorship in the Process of German Unity then investigated the findings for a further three years. This was used as the basis to distribute compensation to victims and more funds were apportioned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so that people would learn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nd so that these tragedies would never happen again.
#NorthernIreland: The NI Commission for Victims and Survivors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stories of victims of the Troubles. A commissioner for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was established by legislation in 2006 and its principal aim i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survivors.
#US: The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 investigated the internment and relocation of US citizens during World War II. Congress subsequently passed the 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and apologized for the injustices and which created a public education fund to inform the public as well as making restitution to those affected; ensuring that similar actions would not be taken in the future.
#Guatemala: The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36-year armed conflict in the country, which saw 200,000 killed and over 1 million disappearances. The final report, Memory of Silence was published in 1999. On May 10, 2013, the head of the military regime Efraín Ríos Montt was convicted of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was sentenced to 80 years in prison (50 years for genocide and 30 years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ElSalvador: The UN-funded Truth Commission for El Salvador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to investigate the grave wrongdoings, including murders, disappearances and tortur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12-year civil war. In 1993 the report, 'From Madness to Hope', was published. 2000 people provided direct testimony, with over 7,000 direct victims and over 8,000 indirect victims. Authorities also received over 23,000 written complaints.
#Argentina: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ances of Persons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almost 9,000 disappearances under the military junta from 1976 to 1983. The commission’s report, 'Nunca Más', was published in 1984. The commission identified 300 secret detention centers throughout Argentina used during the "Dirty War" that were administered by the military and documented 8,961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In 2006, former senior Argentine police officer Miguel Etchecolatz, who worked in the Buenos Aires Provincial Polic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2008 the former head of the military junta was sentenced to 25 year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miltary junta rul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2010 and passed away in prison in 2014.
#Burundi: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was establish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1995 to look into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in the genocide in the wake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Melchior Ndadaye and to recommend legal, political or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bring to justic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ose acts and promote reconciliation in Burundi.
#SouthAfrica: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96 to hold public hearings where testimony was heard by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at occurred during apartheid. The Commission found more than 19,050 people had been victims of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consists of seven volumes.
#SriLanka: The Commissions of Inquiry into the Involuntary Removal or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were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forced disappearances from 1988 to 1994, as the Sri Lankan government was embroiled in war with the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They found 16,700 cases of 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victims received compensation.
📚參考資料來源：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臺灣民主基金會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開放雜誌 OPEN magazine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談德賽先生與世界轉型正義】
小編的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隨筆✍️
台灣人對於 #德 (Democracy民主) #賽 (Science科學) 先生一定不陌生，尤其在這波 #武漢肺炎 疫情蔓延的此刻，我們更能體會 #民主、透明、人本的行政，以及 #科學、學術自由的重要性。
但今天我們享受的 #民主自由 跟 #說真話 的權利，並非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許多人民勇敢反抗威權獨裁體制所爭取而來的。他們所遭受殘酷不當的政治迫害，或許是生活在現在的我們難以想像的😰，但即便那段用血與淚寫下的歷史，曾被刻意抹去或扭曲，我們仍然不應該忘記，反而更應秉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還原過去...
「過去發生的錯誤，不會輕易從歷史中消失，而會成為不斷糾纏的傷痛。」
記述德國 #轉型正義 的《無能於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書，道出了「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的意義，也是我們台灣人面對「二二八事件」這段歷史時，應該賦予自己的使命與工作💪；因為唯有如此，社會才能逐步實現和解，台灣也才能在和平深厚的民主文化中，持續壯闊！
#釐清歷史真相
#召喚社會共感與相互理解
#台灣轉型正義之路
#我們一起走
#TransitionalJustice
#Reconciliation
覺得這個使命太沈重？很孤單❓
No no no... 身為走在國際線上的知識型小編🤓，就來跟大家分享幾個世界上比較有代表性的「轉型正義」案例吧～
#德國 🇩🇪「前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時期歷史評價與影響研究委員會」調查1949-1989年的人權侵犯事件，聽取目擊者證詞，於1994年6月完成報告18冊，作為德國政府後續補償受害者之依據，並挹注教育與文化預算，透過正規教育及生活環境形塑，讓人民記住歷史教訓，避免悲劇重演。
#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受害者委員會」調查過去30年戰爭中對人權的迫害事件真相，成立專門委員會平反賠償，促使對立衝突的雙方領袖，願意為改變現狀做出不一樣的決定，開啟相互理解的契機。
#美國 🇺🇸「戰時公民遭迫遷與拘留委員會」1980年由國會設置，調查1942-1945年間美國公民與移民被強迫遷移與拘禁的情況，並於1988年通過《公民自由法案》，要求政府認錯道歉，並須設立公共教育基金，向大眾宣傳以及提供受害者賠償，另保證未來不再採取類似行動。
#瓜地馬拉 🇬🇹「歷史澄清委員會」於1997-1999年間，調查過去36年來國內武裝衝突中侵犯人權的案件，最終報告命名為《瓜地馬拉：沉默記憶》，紀錄人權侵害的犧牲者 4萬多人，其中23,000多人遭受處決，6000多人被失蹤。當時軍事政變掌權者Rios Montt，在2012 年被法庭以種族滅絕和反人類兩罪正式指控，2013年被判處合計80年徒刑。
#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真相委員會」，資金由聯合國會員國募集和管理，調查1980年代以來22,000宗處死、凌虐與綁架案。1993年在美國發表調查報告《從瘋狂到希望：薩爾瓦多12年的戰爭》，最後有2000名證人出面提出直接證據，顯示共有逾7000人受害、8000名遭受間接波及，此外政府當局還收到近23,000件書面告發。
#阿根廷 🇦🇷「失蹤者國家委員會」，調查1976-1983年軍政府統治時期，近9000人下落不明的情況。審查8960位失蹤案與不計其數的凌虐和拘留案，確認365座凌虐和集中營。其成果報告《永不重蹈覆轍》於1984年公諸於世。時至2006年，前警察總長Miguel Etchecolatz終被判終生監禁，2008年前軍政府首領Reynaldo Bignone 被判處25年徒刑，軍政府時期的第一任總統Jorge Rafael Videla也被起訴，於2010年遭判終生監禁，2014年於獄中去世。
#蒲隆地 🇧🇮 由聯合國安理會成立「國際調查委員會」釐清1993年Ndadaye總統遇刺及相關暴力真相，「九三事件」造成超過5萬人喪生。委員會作出法律、政治和行政措施，懲治肇事者，嚴防重蹈覆轍，促進國內和解。
#南非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 於1995年成立，調查種族隔離期間人權迫害事件並作成報告，分析1960-1990 年代的解放組織等相關運動，透過舉辦一場場公開的聽證會，收集21,000份證詞，並自2003年起執行財務賠償，最終走向和解。
#斯里蘭卡 🇱🇰「非自願遷徙或失蹤者下落調查委員會」，調查自1988年開始的失蹤案件，並找出負責者。一共查出16,700件失蹤案，賠償家屬損失，超過400名國安部門成員被起訴。
Today is #PeaceMemorialDay, commemorating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in 1947.
In the midst of an epidemic, the values of #transparency, #FreedomOfSpeech, #science-based practice and humanitarian governance that are inherent to free and democratic societies have never been clearer. However, this doesn’t happen overnight, but rather authoritarian dictatorships have to be challenged by intellectuals and civic groups for change to happen. For generations who were born after this chapter of history closed, this may be hard to imagine, but it is important that it be remembered and examined.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do not easily disappear into history, but rather become a festering wound.’
The Inability to Mourn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s the German word for the struggle to work through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In a similar manner, Taiwanese people have been working to decode and examine the February 28th Inciden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within Taiwanese society and build the lasting foundation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If this sounds like a Sisyphean task, don’t feel discouraged, we’ve shared some #TransitionalJustice success sto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elow:
#Germany: Two years after German reunification,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for the Assessment of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ED Dictatorship in Germany was establish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examine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ormer East German communist government. It released its 18-volume report in 1994.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Overcom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ED Dictatorship in the Process of German Unity then investigated the findings for a further three years. This was used as the basis to distribute compensation to victims and more funds were apportioned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so that people would learn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nd so that these tragedies would never happen again.
#NorthernIreland: The NI Commission for Victims and Survivors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stories of victims of the Troubles. A commissioner for Victims and Survivors of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was established by legislation in 2006 and its principal aim i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survivors.
#US: The Commission on Wartime Relocation and Internment of Civilians investigated the internment and relocation of US citizens during World War II. Congress subsequently passed the 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and apologized for the injustices and which created a public education fund to inform the public as well as making restitution to those affected; ensuring that similar actions would not be taken in the future.
#Guatemala: The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human rights abuses during the 36-year armed conflict in the country, which saw 200,000 killed and over 1 million disappearances. The final report, Memory of Silence was published in 1999. On May 10, 2013, the head of the military regime Efraín Ríos Montt was convicted of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was sentenced to 80 years in prison (50 years for genocide and 30 years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ElSalvador: The UN-funded Truth Commission for El Salvador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to investigate the grave wrongdoings, including murders, disappearances and tortur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12-year civil war. In 1993 the report, 'From Madness to Hope', was published. 2000 people provided direct testimony, with over 7,000 direct victims and over 8,000 indirect victims. Authorities also received over 23,000 written complaints.
#Argentina: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ances of Persons was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the almost 9,000 disappearances under the military junta from 1976 to 1983. The commission’s report, 'Nunca Más', was published in 1984. The commission identified 300 secret detention centers throughout Argentina used during the "Dirty War" that were administered by the military and documented 8,961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In 2006, former senior Argentine police officer Miguel Etchecolatz, who worked in the Buenos Aires Provincial Polic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2008 the former head of the military junta was sentenced to 25 year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miltary junta rul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2010 and passed away in prison in 2014.
#Burundi: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was establish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1995 to look into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in the genocide in the wake of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Melchior Ndadaye and to recommend legal, political or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bring to justic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ose acts and promote reconciliation in Burundi.
#SouthAfrica: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96 to hold public hearings where testimony was heard by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at occurred during apartheid. The Commission found more than 19,050 people had been victims of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consists of seven volumes.
#SriLanka: The Commissions of Inquiry into the Involuntary Removal or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were established to investigate forced disappearances from 1988 to 1994, as the Sri Lankan government was embroiled in war with the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They found 16,700 cases of 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victims received compensation.
📚參考資料來源：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臺灣民主基金會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開放雜誌 OPEN magazine
豬豬隊友 Scott & Wendy
📍We are our mountains, Artsakh
Artsakh 共和國又稱為 Nagorno-Karabakh，納卡共和國，是一個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
起因是蘇聯時期將幾乎全是亞美尼亞人居住的 Artsakh 劃分為亞塞拜然領土的一塊飛地。1988 年在蘇聯解體前，Artsakh 曾經多次要求重新劃分領土，甚至宣布脫離亞塞拜然、回歸亞美尼亞，當時的蘇聯已經瀕臨解體，無力調解紛爭，雙方正式開戰。
這場戰爭一打就是六年，數萬人因此喪命。
終於在蘇聯解體後，1994 年由俄羅斯斡旋終止戰爭。亞美尼亞大獲全勝，不僅實質控制 Artsakh，也佔領了 Artsakh 周圍的亞塞拜然領土。
雖然如此，亞美尼亞卻遲遲不敢宣稱獲得 Artsakh 的控制權，因為國際社會仍然普遍承認 Artsakh 是亞塞拜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亞美尼亞宣示併吞 Artsakh，勢必會再度挑起兩國間的爭端、甚至是戰爭。
Artsakh 在無法併入亞美尼亞、也不願意加入亞塞拜然的情況下，只好宣布獨立建國，作為一個只有三個非聯合國會員國承認的國家。
當時吸引我來的兩尊雕像叫做「我們是我們的山」，當地人也暱稱為「爺爺奶奶」。有人說這兩座雕像象徵著 Ararat 山長壽的村民，也有人說一高一矮的兩座雕像象徵著 Ararat 山一高一矮的山頭。
據說曾經有人問雕像的作者為什麼這兩座雕像只刻了頭而沒有腳，作者回答「因為他們深深根植於自己的土地」。
Artsakh 很小，在國際上的地位也很弱勢，幾乎沒有人認識他們，但是這些人民勇敢守護自己國家的決心，匯聚起來卻可以很強大。
「沒有人會幫你建設你的國家。」所以他們都堅定留在 Artsakh、保護 Artsakh。
國家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或許就是像 Artsakh 這樣吧。
2020 年 9 月 27 日，納卡再度爆發激烈衝突，死傷數百人，人口最密集的首府 Stepanakert 也遭到砲火轟炸。拜託，戰火盡快平息，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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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奶奶請守護 Artsa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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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德意一點
【 #凱派聊德國】
☀️上週我們提到了德國投票制度，也知道了今年9/26德國將舉行一場重要的選舉，將選出聯邦總理梅克爾的接班人，目前各個黨派都已開始投入選戰(Wahlkampf)！
‼️德國除了總理梅克爾之外，還有總統的存在！？那麼總理和總統的職責分別是什麼呢？他們又在德國的社會中扮演怎麼樣的角色呢？今天就讓凱派和大家介紹這兩個政治角色以及幾位在歷史上重要的歷任總理吧！
📌 聯邦總統
◆ 總統由聯邦大會選出，任期五年，得連任一次。
◆ 具任免總理的權力以及負責簽署頒佈法令政策，也有軍隊的指導權以及可以在戰爭時解散政府。
◆ 聯邦總統就像是德國的精神代表及(虛位)元首，如同君主國家中的女王或是國王。
◆ 代表國家接見各國元首、也會以國家最高代表出訪世界。
◆ 在威瑪共和時，總統職權更大也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力。直至希特勒上台時，將總理及總統職務合併，才得以擁有巨大權力，廢止共和進行獨裁統治！
📌 聯邦總理
◆最短任期4年，不限連任，具任命聯邦大臣之權利及政策方針的決定。
◆聯邦總理就如政府的行政首腦，需要為所有決策負責。
◆聯邦總理不是由人民直接選出，而是由聯邦議會得票最多的政黨推出；
◆他必須向聯邦議會負責，接受聯邦議會質詢。
◆在政治體系中，位居於聯邦總統及聯邦議會主席之後。
📌 康拉德・阿登納 Konrad Adenauer (1949–1963)
◆ 阿登納為二戰結束後第一位聯邦總理（西德），任期內多以外交政策為主。
◆ 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
◆ 1963年法國總理戴高樂簽署了德法友好條約，這除了有助於化解兩國之間的衝突，也奠定了德法在歐盟定位的基礎。
◆ 德國的經濟奇蹟也是他與繼任者－Erhard一起締造的。並且積極賠償因二戰中的受害者及猶太人。
◆ 早在威瑪共和時期，阿登納就為重要的政治人為之一，曾擔任科隆市長(1917-1933)，直至因拒絕與納粹合作才被解除職務。
◆ 73歲就任總理直至88歲卸任，也被稱為『老人！der Alte』。
📌 威利・布蘭特 Willy Brandt (1969–1974)
◆除了繼續保持與西歐美國密切的關係、加強歐洲一體化外，也開啟了新東方政策，改善與東歐國家間的連結。
◆自二戰後，東西德分裂各自成立政府，關係緊張不互不承認雙方政權，直至簽訂了基本條約後，兩得互相接受對方的代表(大使)，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
◆1970年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對此他說：『當時突然覺得僅獻上花圈是不夠的！ 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 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民意調查有48%的德國人認為這舉動太誇張。
📌海爾穆．柯爾Helmut Kohl (1982-1998)
◆柯爾是由於前任總理(Helmut Schmidt)被提不信任案後而選出的。
◆在任期間持續推動德法兩關之間關係，例如：建立ARTE德法電視台、引入了歐元政策等。
◆1983年他在以色列國會提及「„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寬恕這些後代吧！」認為1930年後出生的人，無法自己決定是支持或反納粹，此言論當時受到強烈批評，被認為是為戰後一代找戰爭及屠殺猶太人的藉口。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柯爾積極推動兩德統一，先與東德簽署聯盟條約，使東西德馬克能1:1兌換。東西德在1990年10月3號統一。
◆柯爾也成為兩德統一後的第一位總理，並喊出了：Blühende Landschaften盛開的風景，期許為統一後的德國經濟起飛，然而東德卻未如他所願的發展，反而造成全國失業對創新高，最終而下台收場。
💁🏻♀️ 凱凱曾經看到脫口秀的主持人嘲諷著說：聯邦總統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頒獎，頒小學生模範生的那種獎ＸＤ聯邦總統若有空還需帶小朋友參觀他的辦公的地方－貝爾維尤宮。聯邦總理在小孩的眼中應該就是那種親民的老爺爺！
✍🏻看完三位近代德國重要的總理後，對於布蘭特下跪你有什麼看法？對於柯爾的言論有什麼感覺？或是你對於梅克爾有什麼想法嗎？在底下留言和我們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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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志
台北女孩：中國人正在台灣逝去
两岸青年 1周前
以下文章來源于台北女孩看大陸
作者：郭雪筠
2020年3月30日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病逝。 我對“郝伯伯”的認知粗淺，大約停留在“高級外省人”的印象。 直至他去世，翻閱了他的自傳，再看見臉書上對其的是非評價，突有所感。 本文約3５00字，大約費您5分鐘。 本文不著重於郝柏村其人的功過，惟寫下時代變遷，與台灣的過去及現在。 皇民的後裔──這是2014年九合一大選時郝柏村批評柯文哲的話，這是他生前最後一個在台灣社會引起的廣大輿論風波。 2020年3月30日，郝柏村病逝，一些台灣年輕網民在臉書上留下不甚好聽的評語，倒是一些中年人對郝柏村的評價溫潤得多，”一生戎馬，愛黨愛國，至少 是個正直合格的軍人”。 在台灣小青年看來，郝柏村太國民黨。 外省、高級軍官、不夠具備“進步價值”之素養(比如其“皇民後裔”一言)。 一些小青年以當今的抗中情緒將國民黨、外省與中共直接綁在一起，忽視了前人所經歷的時代變局，以自己的歷史觀度這些老人家──最後，下了一個“又一個跟不上 時代的老人家”之評價。 當然，小年輕怎麼看自己，郝柏村想必也不在意。 而觀察在其過世後網上批評(或是謾罵)之聲，可以發現，小年輕討厭的並非郝柏村，且對其認知甚少。 真正讓他們討厭的，是台灣從未擺脫“中國”。 “以前打共產黨的，怎麼反而親共了”？ 2020年，1998年出生的台灣小年輕剛滿22歲，正在youtube上看著台灣知名youtuber拍的“阿里巴巴無人酒店全新體驗”，突然想到，好像有哪一個同學在阿里巴巴實習？ 1942年，1919年出生的郝柏村23歲，太平洋戰爭進入第二年，蔣中正仍主導對日抗戰，郝柏村隨中國遠征軍赴印度。 他在回憶錄裡寫下在印度的日子。 “牛肉罐頭幾乎每餐必備，起初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日子久了開始倒胃了。有時手執打開的牛肉罐頭，一隻老鷹從天而降，把牛肉沖走了。” “未到印度，只知中國人窮；來印度後，始知印度人比中國人窮上更窮”。 這種回憶不只是郝柏村的，更是許多抗戰老兵更同的歷史記憶。 且不說軍人子弟，1917年在浙江富裕家庭出生的散文家琦君，也曾寫過戰時顛沛流離，將母親給予的金手鐲一分分、一錢錢地剪去變賣。 這也不難理解後來郝柏村一面批評中共“抗戰為中流砥柱”一話不實，一面貫徹自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理念。 他批評中共，若要紀念抗戰，就要知道抗戰是誰領導的，“是蔣委員長領導的”。 然而對於國共的認知，又不完全那麼對立。 他曾在《中國時報》寫下： “抗戰勝利之後，我們廢除了百年不平等條約，收復失土，擺脫了列強的欺壓與控制，從次殖民地一躍而為世界四強之一，並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中國人終於驕傲 地站起來了。” “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讓中國人站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讓中國人強起來、富起來。” 但與此同時，他，以及那一代抗戰老兵，講的話逐漸沒人要聽，“不過是老人家憶少年勇”，人們甚至越難越難諒解每個時代的人、都有每個時代的理念 和話語體系。 2014年郝柏村赴大陸，在受訪時唱了一段“義勇軍進行曲”，引起一些人撻伐“背離台灣”，甚至批評“打共產黨的，還跑去親共”。 對此郝柏村有些莫名，“是抗戰時我們就唱的。” 不必外人說，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演變，網絡世代的崛起，“郝柏村們”可能不用臉書，但也知道整個社會的輿論風嚮往哪裡走。 中國人認同度逐步降低，許多抗戰老兵的後輩也不會“做個堂堂正正中國人”，他們明白這是必然。 但是，當“愛台灣”、“守護台灣”這些詞都有一套約定成俗的標準，而自己過去深信的“家國情懷”卻很難符合這個“標準”；當“中華民國台灣”的聲音 逐漸蓋過他們心中的秋海棠時，那種孤寂和寂寥，多少促使了退休老兵一個個走向對岸。 2016年，北京舉辦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大會，台灣32名退休將領前往，輿論一片嘩然“領著民國俸祿之將士們，跑去向五星旗致敬”。 這一畫面成了歷史的諷刺。 台灣口喊“民國”，但許多人心底已無民國，昔日人人所學的“國家是秋海棠，外蒙古獨立後變成老母雞”成為歷史，版圖僅限老母雞旁邊的小不點。 而這些前往對岸找尋“中國人認同”溫暖之“民國人”，所見到的、要面對的，不是那面青天白日旗，而是五星紅旗。 在對岸，當大陸年輕人聽見國民黨老一輩“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宣言時，也會打趣“南望王師又一年，王師已經沒有錢”。 很難設身處地想，老國民黨人在當今情況下究竟有什麼慨嘆，是時勢如此呢、還是有些時不我予？ 但我想，彼岸的中國夢與老兵們心底的中國夢或許不一樣，至少能慰藉他們“家鄉不再戰爭貧窮，中國人強起來了”之鄉愁。 “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黨”難再有 就在郝柏村過世前不久，其兒子郝龍斌在黨主席之爭上，慘輸給江啟臣。 而後一支支麥克風追著江啟臣問，“認不認九二共識？你到底認不認九二共識？”而後江啟臣終於表示了，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正值壯年的江啟臣，是國民黨青壯勢力代表，身負“如何拉近年輕世代與國民黨距離”之責，甚至有媒體直接以“江啟臣能否擺脫國民黨親中路線”為題。 回首過往，中國國民黨，從主導抗戰、到撤退台灣，從經濟奇蹟、再到連自身定位都左支右絀，活生生演繹了“才過二十年，卻彷彿一世紀”。